新葡萄京棋牌下载:21世纪经济报道:林毅夫:中国经济重视比较优势 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林毅夫在北大国发院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十九大指出中国新时代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矛盾,这个矛盾非常显著地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7个年头的趋势当中。  林毅夫表示,类似这样的行业在中国不在少数,他们当中曾经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也正因为如此,更不应该成为,当今天这个新时代拖中国经济后腿的角色,例如钢铁行业。  林毅夫认为,这些行业至少有两个路可供选择:第一,要么进行脱胎换骨的供给侧革命,尊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让市场经济融入自己。:第二,要么就荣退市场,把资源和机会留给更具竞争力,更具生命力的新兴市场力量,助推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从中等收入卖向高收入可持续更健康的成长。  以下为发言全文:  林毅夫:各位嘉宾,大家好。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到现在,已经快10个小时了。大家还在讲堂这个地方等着我来做报告,我是非常受到鼓舞。时间已经很长,而且有限,其实不仅是说我不需要介绍,在座有不少听过我的课,没听过我的课也在报上看过我的观点。中国有一句话,温故而知新,所以把讲过的话再讲一次,说不定对各位还是可以有一些启发。  很高兴能够来做最后一个题目,中国的改革开放跟中国的奇迹这个题目。因为明年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认为40周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庆祝的一个日子。在上课的时候我常讲,我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第六代知识分子。第一代大家知道,是推动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第二代是推动戊戌变法跟民主主义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第三代是推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等。第四代是五四运动以后,进入大学毕业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参加抗战的那一代。第五代就是1949年建国以后,进入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一代。第六代就是我这一代了,1977、1978年开始恢复高考,那段时间进入大学,毕业以后参加改革开放的这一代。  跟前面五代知识分子来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最幸运的。因为就像十九大习总书记的报告里面提到,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在十九大总书记能讲这样的话,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这40年的贡献。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忆苦思甜一下,其实经过前面五代人的努力,在1978年,我们刚刚要改革开放的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5美元。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国家,当年他们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世界上最聘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都没有达到。我们出口和进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也就是我们90%以上的国民生活国内生产总值跟国际经济是不相关的。当时81%的人生活在农村,84%的人生活在国际上一天1.25美元这样的一个生活标准的贫困线之下。  但是从1978年到去年,2016年,38年,我们平均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6%。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看到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而且是在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这么穷的基础上来实现的。所以把改革开放这40年称为中国的奇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形容词。  经过这38年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2.3倍,去年我们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我们的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1978年的时候,我们只占世界的2.3%。去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4.9%。这段时间里面,经济增长非常快,对外开放的速度也非常快。可以用贸易增长来衡量,从1978到2016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速度是14.8。经过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现在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在这个过程当中,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困事业做出较大贡献。过去40年当中,全世界减少的贫困人口70%来自于中国。如果把中国的贫困人口扣除掉,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而且我们是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市场经济体。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这40年的成绩,我们才能说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些成绩怎么取得的?跟改革开放有关。但能不能简单地讲,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绩呢?因为我们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不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其实从80年代、90年代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他们出现的情形,正好跟我们相反。同样的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有些经济学家用很仔细的统计数字计量方法做比较,发现这些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平均的增长速度低于60年代、70年代。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高于60年代、70年代。因此,把80年代、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期的时候是一个迷失的20年。  我们取得的成绩不仅是说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不一样,我们采取的转型方式,在80年代、90年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方式。今天早上蔡昉教授做报告的时候说,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老在写文章说中国经济要崩溃。而且这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其实在80年代、90年代,在国际上充满着中国崩溃论。而且这个观点也不只是80年代、90年代,其实在国际上隔几年就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了。  中国经济怎么崩溃?所以中国有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觉得国家发展研究院从这个论坛开始,明年一整年的时间,要来组织各种讨论会,来讨论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时间有限,我简单谈谈我的看法。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一代人终于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为什么在1978年经过五代人的努力,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还那么贫穷,中国以经济总量来衡量,在世界上只有2.23%,为什么?经过那么多代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成就。同时也想探讨一下,其他转型中国家为什么他们的表现跟我们有天壤之别呢?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之上,也许我们可以总结一些对未来发展有价值的一个经验教训。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能够发展那么快?大家知道,我在研究发展经济学,现在也在推动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第三波需求。其实经济要发展快,仔细想起来,对我来讲,我已经讲了好多年了,是后发优势。为什么呢?经济发展代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不能只靠印钞票,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52倍是真实的增长。这只能靠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怎么实现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呢?一个是企业要不断地技术创新,让每个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第二个,要不断地企业转型升级,把劳动力、资源、资本,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去转移。我们知道农业附加价值比较低,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是制造业。很多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制造业中,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收入不断增长的两个主要机制。  这两个主要机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都是公平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的技术在全世界一直都是领先的,他们产业的附加价值在全世界一直都领先。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都是在国际技术和国际产业的前沿。他们要技术创新只能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投入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发达国家发明的提高速度非常稳定,每年都是2%,如果加上人口增长等等,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年来,每年的增长速度就是2%。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由于我们比人家技术要差,所谓技术创新就是在商品生产的时候,你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你进入的行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不见得要新发明,只要把他国家用过的成熟的技术和产业,只要他的技术比你好,他的附加价值比你高,你进入的那就是创新产业升级。在经济学上把这种可能性叫做后来者优势,比较低的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优势。  你如果用引进的方式,成本会比自己发明低,风险也会比自己发明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它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高。但能高多少呢?理论上只能说高一点,但高多少是一个经验。从经验上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200多个经济体,有13个经济体来加速经济增长,取得每年7%或更高,持续25年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我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后来者优势,或者后发优势。  如果后来者优势让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这么快的理由,这个后来者优势应该从鸦片战争后,或者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都存在。但为什么只有在1978年以后,我们才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道理我觉得是我们主动放弃后来者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后,我们一直希望快速地赶上发达国家。这个意愿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怎样才能超英赶美呢?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民富国强。要让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希望我们的国家跟发达国家一样强。  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那应该劳动生产力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如果劳动生产力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你的产业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国强就必须有军事工业,发达国家的军事工业就是靠发达国家最先进的工业生产的。所以在50年代,我们从鸦片战争后,社会动乱,取得稳定,提出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但是这些经验在发达国家是最先进的,它至少有专利保护。你如果要取得这些技术,要交很高的专利费。更重要的是你交专利费,人家也不把技术给你。如果你要发展这种产业,你就必须自己去发明这种技术,自己发明这种产业。这样就是放弃了后来者优势了。  而且问题还不只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些先进的产业,资本非常密集,而当时我们是一个一清二白的农业社会,资本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发展资本非常密集的产业,在资本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它是没有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当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它是没支撑能力的。在这种状况下,你就必须给它保护补贴。保护补贴就带来了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我们60年代释放原子弹,70年代卫星上天,但是我们的效率非常差,收入水平也非常低。只有到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改变了发展的方式,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出口产业。这些产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所以能形成竞争优势。然后能形成竞争优势以后,就占领国内国际的市场,然后就创造了利润,积累了资本,积累了资本以后,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  所以对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得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发展战略发展思路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同样在他们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想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推行的思路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想在一清二白的基础上去建立现代化的大产业。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造成很多扭曲,即使能把一些现代化产业建立起来,但是都是靠补贴,效率非常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因此,我们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到80年代,全世界都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像拉丁美洲,非洲,也都在进行改革开放。但他们为什么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转型思路的问题。大家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转型的时候,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要转型的话就必须把政府的一切补贴取消掉,实现自由化,宏观经济保持稳定。他们认为这样子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市场制度,他们把过去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干预太多,所以政府应该退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忘记了在过去的发展思路下,建立了一大批关连很大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他把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都垮台了,就有了大量的失业,然后就会社会不稳定,就会经济停滞。  有很多大的企业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导致的结果,即使你把它私有化了以后,为了国防的安全,你还不能让它垮台。实际上这些比较优势一定要给保护补贴的这些大的产业,从理论跟实证来说,在私有化的时候,国家给的补贴更多。在80年代、90年代,我跟国内国外很多专家争论,当时只是理论的争论,但是现在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那些资本非常密集的产业,在私有化以后,如果你不允许他垮台的话,实际上他从国家拿到的保护补贴比原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效率当然变差。  为什么我们能够维持稳定跟高速增长呢?最主要当时我们并不是照搬外国的理论。小平同志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然这些大的国有企业不给补贴活不了,那就给他转型必要的补贴。同时放开我们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准入,不仅放开了准入,来我让他快速发展,我们还招商引资。开始的时候,全国的基础设施很差,如果把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必须建好基础设施,没有能力建全国的基础设施,我就先搞特区。当时为了把大型的国有企业,政府对市场很多干预,说营商环境非常差,但是我又没办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干预取消掉。我们就在工业特区、工业园实行一站式的服务。靠这种务实的方式,就很忙的发展起来,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出口就增加了很多,利润增加了很多,就带来我前面讲的连续38年的9.9%的增长。  而且不仅是稳定和快速发展,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我们逐渐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成为一个资本丰富的国家。在比较优势的时候,给他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有自生能力了,再给补贴,那就变成锦上添花了,锦上添花当然不需要,所以就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可以把转型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保护补贴,那些干预扭曲取消掉,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想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快速发展,而其他转型中国家,他们的经济崩溃,他们的经济停滞,并且危机不断的原因。  从这样的一个反思跟回顾里面,我觉得可以从当中学习一些对我们未来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一个是经济要发展成功,那就必须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够形成竞争优势。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我们8100多,美国57000、58000。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那就代表什么?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跟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后发优势可以挖。我们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还能够在6.5以上,在全世界这还是高速增长。我相信这个状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但是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这是第一点。  从我们转型当中,这个经验教训就是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一定有很多扭曲,有很多干预,有很多漏掉的地方。但是那些干预,那些扭曲,那些漏洞都是有原因的。不能照搬教科书,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后来不断地探索实践。这也是十九大里面所讲的,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不能简单照搬。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像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的时候,把我们中国在相对快速发展,并且不断地改革开放中,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的时候,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面临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快速的跟发达国家的追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其实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借鉴。因为理论跟经验,经验的前提和理论的前提是不是相似。过去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通常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他的经验,他的理论也一定是造成发达国家成功的原因,然后就想照搬发达国家。但实际上给他们造成的结果就是出发点非常好,结果令人失望。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接近的,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的理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有比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发展中国家都有跟我们一样的梦想,都希望成为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中国的经验对他们来讲,会比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有更好的参考价值。我们也许能迎来所谓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新的时代、新的世界的到来。谢谢。  主持人:感谢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忆苦思甜的语重心长的演讲,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的精彩演讲。作为论坛闭幕这个环节,受论坛组委会的委托,让我在这里作点总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太沉重了,小结都不敢当。我借此机会再多啰唆几句,谈谈自己一点小的感想。  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明年的40周年,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在几百年的经济史背景下,基于目前中外有据可查的史料记载,无论以国家的总收入还是以个人收入,人均收入来看,中国自1978年以来,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对内解放市场力量,无疑是中国经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大衰败,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我们这代人并非从书本上了解到这个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经历这个复兴历程。  长期来看,40年的复兴之路可以说是非常短暂的瞬间,任重道远,大意不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有条件有机会,有动力,更有责任,对过去进行评价、总结,尽可能客观、忠实、完整地记录它。为了尊重我们的历史,更为了把握美好的日子。十九大指出,中国新时代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问题。这个矛盾其实非常显著地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7个年头的趋势当中。尽管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可以从很多方面解读这个原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能对接市场需求的供给侧产能严重过剩,因为是某些行业的普遍性问题。例如我所了解的我媳妇的老家鞍山,他们鞍钢的钢材一斤的市价已经和一斤大白菜的价格旗鼓相当。我的岳父很生气,说你们这帮搞建议的人,搞咨询的人都搞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会这样子?各种道理其实并不费解,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和全球化市场的竞争,挡不住的势头肯定是大众消费需求和购买转型,甚至转向,这对中国经济主体生产什么这个命题提出了很重大的挑战。刚才海尔的董事长说,海尔的精神是什么,只有市场满意的产品才叫合格品。其实凯恩斯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他说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所有目的。  按照经济学的常理来说,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这只所谓看不见的手应该发挥起释放信息,提供激励的作用,调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市场供需的均衡。难道市场机制真的开始失灵了?其实这个判断我不相信,为什么呢?看看中国经济当下的主要的主体构成,总还有那么多大而又不优的经济主体,依然靠着非市场的先决条件,占据或者垄断着所在市场的半壁江山。最要命的是,他们的供给既无生死存亡的压力,又无充分的经济动力,或者激励,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有效的反应。反过来,市场机制自然也就无法对他们产生有效的约束力,从而丧失其本来就具有的优胜劣汰的作用。  我个人的观察,我以为类似这样的行业大块头,在中国不在少数。他们当中曾经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也正因为如此,更不应该成为,当今天这个新时代拖中国经济后腿的角色。怎么办?至少有两个路可供选择,第一,要么进行脱胎换骨的供给侧革命,尊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让市场经济融入自己。要么就荣退市场,把资源和机会留给更具竞争力,更具生命力的新兴市场力量,助推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从中等收入卖向高收入可持续更健康的成长。如此退出江湖,何尝不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时间确实不早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国家发展论坛以聚焦各种发展为宗旨,对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行了讨论和展望,先后进行了开幕式,主旨演讲,国家发展中的改革开放,国家发展中的世界级的企业,闭幕演讲等五个单元。多位专家领导进行了发言,相信各位参会的朋友,尤其是现在还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朋友,应该收获良多。本届论坛也揭开了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系列活动的序幕,我们还发了两本新书,同时还发布了中国区域发展指数。在本次论坛即将结束的时候,代表主办方向我们的协办方方正证券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还有在会议筹备当中为我们提供大力支持的各位朋友和各位演讲嘉宾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向所有参加论坛的教职工表示衷心感谢。  顺带,元旦即将到来,在这里提前祝愿参加本次大会的各位嘉宾,以及线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万事如意,期待我们第三届国家发展论坛再见。现在我正式宣布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圆满闭幕,谢谢大家。

  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0日讯8月19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2017IPP国际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林毅夫认为,中国重视比较优势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对世界减贫努力贡献巨大,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经验与挑战(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林毅夫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能取得快速发展的成绩,是因为利用了后发优势所给予的机会。他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它可以引进现有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只要这个技术比现有的自己在用的技术好,附加价值较高,发达国家已经用过,拿来就可以用,这也是技术创新,这也是产业升级。但是这样引进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本低多了,风险少多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创新的拓宽优势,那么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来讲,技术创新的速度、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风险小,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更大。”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科学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未来需要应对的挑战,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林毅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只有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且要以一种务实的渐进的方式进行转型。“比如说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要改,但是政府不可能一下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全都改好。只要一步一步地发展,并且利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可能取得几十年的每年8%到10%的增长,摆脱贫困。”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表示认同,并肯定了中国政府在贫困问题上的努力。“从8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扶贫,对世界的扶贫的贡献最大。如果比较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中央政府还是比较有能力达到一些共识。”他认为,在脱贫问题上,农村依然是重要一环。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下是林毅夫的演讲内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2013年,我国进口加出口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64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国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在短短40年间,我国经济从很低的水平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即将实现全面小康,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样的发展奇迹,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是因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

  首先非常感谢郑永年教授对我的鼓励,今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这里探讨发展与贫困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在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但是1978年的时候,其人均GDP为490美元,中国当时连其三分之一都不到。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像其他贫困国家在1978年的时候,81%的人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为生,有84%的人每天的消费低于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世界平均线,一天1.25美元,在国际贫困线上面。与贫困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出国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两项加起来不到10%,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90%以上的生产跟国际是没有关系的。

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套用任何现成理论,而是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以对经济社会冲击较小的渐进转型方式启动,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维持经济社会稳定,提高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释放后发优势的过程中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并与时俱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我国这种市场和计划并存的渐进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造成的结果只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然而,结果恰恰相反,我国经济转型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经济发展成就令世界惊叹。那么,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为什么能实现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但是从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6年,连续38年,中国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6%,在人类经济史上我们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样取得的成绩是在一个快速对外开放的进程当中取得的。因为从1979年到2016年,中国平均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是14.8%,当中出口增长为15.3%,进口增长为14%。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理解后发优势。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有赖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这又要求现有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让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要求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让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得以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须使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

  由于连续38年的快速的发展和快速的对外贸易,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国口,而且出口97%以上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2013年,中国的贸易即进口加出口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500美元。

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可能性,被称为后发优势。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只有发明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产活动采用的技术比当前这一期好,就是技术进步;只要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附加值比当前这一期高,就是产业升级。由于技术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可以通过进入附加值比现有水平高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中来进行产业升级。

  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有超过7亿人摆脱了国际的贫困线,对世界的减贫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到现在,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发展还对世界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明显的就是在1997年-1998年爆发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中国的人民币并没有贬值,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帮助东亚经济迅速复苏。2008年,出现1934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同样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帮助世界经济稳定。

当然,利用后发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13个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便是这13个经济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一个,也是赶超速度最快的一个。

  今天上午,我想用这个机会和各位探讨几个问题:

但是,如果把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后发优势,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没能利用后发优势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

  第一、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可以取得这么快速的增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致力于实现民富国强。民富国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所谓民富,就是希望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可以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为此,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如果要快速赶上发达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就要快速发展起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庞大的现代化产业。

  第二、中国还是中国,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民、同样的政府,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那么贫困,不能有同样的快速发展?当然大家会说1978年以后的成绩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因为市场化,但我们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可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都在市场化,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时期,但是他们的经济是崩溃的、停滞的,危机不断,而中国是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同样的市场化,为什么中国和它们这么不同?所以这个答案肯定不是简单的市场化,原因是什么?

然而,这些大产业都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技术上有专利保护,又跟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我国想支付专利费也买不来,只能依靠自己搞技术发明。并且,那些产业资本非常密集,我国当时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资本非常短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比较优势,这类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须依靠政府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为了保证重工业发展,需要依靠政府降低资源要素价格来降低重工业投资和生产成本,由政府直接按计划配置资源来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采用国有制和对企业微观经营进行直接干预的方式以保证企业按政府计划生产。

  第三、中国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和成绩,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让我国快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却导致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率非常低,在1978年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显然不可持续,既实现不了民富的目标,也实现不了对发达国家的真正赶超。

  第四、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国家繁荣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愿望,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以后,我国转变发展思路,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目标,开始发展那些能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能创造就业、吸纳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对外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创造利润、积累资本的过程,这又使我国要素禀赋结构逐渐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逐渐变成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也就是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才使得我国得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五、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经济学家,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作出贡献,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绩,对经济学来讲,到底有什么借鉴意义?

既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那么,为什么上世纪80、90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其他社会性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在进行跟中国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那些采用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最优转型方式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基本上陷入经济崩溃、停滞和不断发生危机的窘境?

  这是今天我想跟各位探讨的几个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追赶发达国家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当中。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想在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也和我国的情形相类似。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和许多非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政治独立,也都追求在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在经济运行中形成了一系列本质上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一样的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

  首先,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取得这样快速发展的成绩?其实从我来看,道理非常简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拓宽优势,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谓经济发展代表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一定是现有的产业要不断创新,而且要涌现新的产业,然后你可以把资源、劳动、资本从估价价值较低的产业往估价价值较高的产业转移,这是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收入水平可以不断增加的两个最重要的机制,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对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推动改革开放时,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实施“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各种干预同时地、一次性地取消掉。受这种观点影响,不少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忽视了原体制中的政府干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果把保护和补贴都取消掉,重工业会迅速垮台,造成大量失业,短期内就会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遑论实现经济发展。而且,那些重工业中有不少产业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了,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而私人企业主要求政府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只会比国有企业更高。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这正是苏联、东欧国家转型以后的实际情形。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不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收入水平一直处于世界最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是全世界最高,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附加价值是全世界最高。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已经用了最好的技术,进入到了最新的产业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对发达国家来讲,他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为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好,就只能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从经济史资料,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提高每年平均为2%,代表其劳动力水平增长也就为2%,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每年大约为3%。

我国采取实事求是的渐进转型方式。既然转型之前建立的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之后的开放性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那就应该在转型期给予这些企业以必要的保护和补贴以维持稳定。同时,那些原来受到抑制而又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不需要保护和补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则应向内外资放开准入门槛;并且,针对当时我国存在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差的问题,设立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区等,集中有限资源在这些区域里把基础设施建设好,实行一站式服务。这样,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我国优势产业,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转轨;促进了资本积累,为启动和深化原来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随着资本快速积累,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从不具备比较优势变为具备比较优势,企业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和补贴便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也就能够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作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代表技术是比较差的,产业的附加价值较低。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业是在国际之内,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跟发达国家比有一个可能性,它可以引进现有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只要这个技术比他现有的自己在用的技术好,附加价值较高,发达国家已经用过,它们拿来就可以用,这也是技术创新,这也是产业升级。但是这样引进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本低多了,风险少多了。

应对新挑战,继续深化经济改革

  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创新的拓宽优势,那么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来讲,其技术创新的速度、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风险小,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更大。快多少?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各经济体,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取得平均每年7%或更高的,实际2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发展成绩。

我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渐进双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也导致了腐败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些都是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要应对的挑战。

  
前面提到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为3%,如果你能够持续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就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市场扭曲、不当干预,杜绝腐败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同时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又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收入差距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变成这13个经济体之一,所以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么快?道理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所给予的机会。我们知道这种后发优势从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变成一个落后国家就开始存在,已经超过了200年,那么为什么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从后发优势当中取得这样的快速发展?道理是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

还要看到,随着客观条件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快速积累,改革初期和中期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今天日益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市场中也具备了自生能力,其中的优秀企业还具有了较强竞争力。因此,今后的经济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推进,建立起更加公平的市场体系和竞争秩序。这不仅能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也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我们知道1949年建国后,前面几年要从战争的破坏当中开始恢复。从1953年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中国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要10年超英、15年赶美,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希望马上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你要在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就要去发展与当时的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但是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产业,工厂一方面还有保护,你不能模仿,不能简单地用。另一方面,与国防安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想买专利,你想付钱,也取不到技术。

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有效市场以提高效率;在发展过程中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去解决问题。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我们必将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于发展条件的相似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也将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发展和转型中的困难,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那么一些产业经常必须自己去研究和发明,这就等于你主动地放弃了作为低收入国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不仅这样,那些先进的产业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在5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经济为主,资本非常短缺。因此,在那些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上,中国没有比较优势。没有这个产业,又没有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当中,要发展这些产业没有优先能力,要是没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就活不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为了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就只能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比较优质的产业,那时候就是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靠这种发展的方式固然让中国在60年代可以试原子弹,70年代卫星可以上天。但是由于市场的干预与价格的扭曲,必然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再加上其他各种扭曲,就会有租。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的效益就低。一方面,放弃了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又浪费了资源的配置。

林毅夫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去发展那些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这些产业符合中国的发展优势。加上中国搞经济发展特区,才开始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

林毅夫

  随着竞争能力的提高、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升级,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

  所以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差,这是一个战略选择的议题。当然,出现在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发展中经济体都共同面对的问题,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原来的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统治,开始其国家的现代化。而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时候,当时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即结果主义。按照当时的认识,要成为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就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那么劳动生产力水平就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你的产业水平就要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可是发展中国家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非常短缺,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不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在市场竞争当中,这些产业发展不起来。因此,就建议以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发展进口的现代制造业。它导致的结果和中国50年代一样,都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形成的扭曲,结果也和中国一样,把先进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绩效非常差,经济发展停滞,收入水平没有提高,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改革开放。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得好,就应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怎么样去发展和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取消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推行的政策措施就是私有化、市场化、财政预算的平衡和自由化,认为这些改革必须同时进行。

  我想它的目标非常好,但是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在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平均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比60、70年代低。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把80年代、90年代转型的这二十年称为“迷失的20年”。因为其忽略了原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为了保护补贴,而在那些先进的部门当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企业在开放经济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又被取消掉,它就会破产,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不稳定。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展经济。

  而且,有些原来的产业部门还和国防安全有关,基于国防安全的需要,也不能让它垮台,那就只能继续保护补贴,这就从原来明的保护补贴变成暗的保护补贴。

  在90年代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争论,先进的部门私有化以后,政府必须继续给保护补贴,而且会比原来还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那些先进部门是国有的时候,厂长是国家部委,会跟国家和政府要保护补贴。如果你把它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不会配合国家,但是会用同样的理由跟国家要补贴。

  在80年代、90年代,这只是一个理论推论。但是现在有大量的经验实证,像俄罗斯那些大集团在私有化以后从政府拿的补贴比在私有化以前多得多。在这种状况下,其他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崩溃,效率更差,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要高。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取得稳定和快速的发展?用中国政府的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来这些大的企业如果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就用老办法,继续用转型升级的保护补贴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同时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类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外资企业进入。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不好,就设立了工业园,在工业园里加工出口,把基础设施搞好,所以效率非常高。那么就同时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所以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的绩效比其他转型中国家好,道理很简单,就是转型的道路不一样。中国以这种方式来转型,到底有没有付出代价?当然,也有不少代价。这个代价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并且腐败的现象在全国到处蔓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谈到对原来的那些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必须给企业的保护补贴,在1978年之前,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是靠财政拨款,不用付成本。从1979年开始往市场经济转型,怎么样继续给这些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以保护补贴?这就跟转型期的中国金融体系有关,大型的国有企业需要廉价资金才能生存,因此中国就建立以四大国有银行加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然后这些四大国有银行跟股票市场可以给这些资本很密集的大型企业提供资金的需求。开始的时候只有国有,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也大起来,大到可以跟大银行借钱上市。但是为了给大型国有企业补贴,其能够在大银行或者股票市场取得资金的时候,资金的价格非常低,比应有的比率低。

  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农户、微型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得不到金融的服务,这些企业的收入水平比拥有大企业的国有或者民营企业要穷,那么收入分配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并且谁能取得这些金融体系的资金,谁就能得到补贴,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寻租,所以腐败现象就是这么来的。

  在金融体系是这样,在矿产资源也是这样,在垄断的电力电信和银行金融业也是这样,因为你要取得垄断资金,那么就要去贿赂,然后就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是中国渐进式的转型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资本密集产业上,中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当时给保护补贴是实事求是,是一种雪中送炭,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优秀的企业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比较优势,像大型装备等企业,如果再继续给保护补贴,性质就变了,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从企业的角度而言当然希望继续给保护补贴,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增大,腐败现象不断蔓延。

  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中提出的,资源的配置应该由市场决定,也就是要消除在渐进转型当中所产生的扭曲,包括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干预来决定。在金融上,利率应该根据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储蓄和贷款。

  对于大型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怎么解决?今年的第五次全球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的结构改革应该去支持、发展那些能够给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市场。如果这样做,中国一方面可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能够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收入分配的问题,避免腐败的问题。

  从中国这样一个40年的转型,到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我想首先是一个信心,中国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也曾经长期陷在贫困当中,对中国来讲,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了,就很可能把整个发展的面貌改变。

  其中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必须遵循。经济发展,劳动生产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这是对的,但是你必须遵循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只有符合比较优势,你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要在这个竞争的市场当中有竞争力,交易费用要比较低,交易费用就与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有关系,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完善必须要政府积极作为。

  并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必然有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一种务实渐进的方式是值得探讨的。比如说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要改,但是政府不可能一下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全都改好。

  我想只要在发展的时候一步一步地发展,并且利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可能取得几十年的每年8%到10%的增长,摆脱贫困。

  可以说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追求的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而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比如说50、60、70年代,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以政府干预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但是像日本和韩国在当时发展的却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以出口为导向,这个战略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战略。但现在他们是少数成功的经济体。在80、90年代的判断还是政府经济不如市场经济,需要转型。当时的看法是像中国这样渐进的双轨的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现在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都是推行这种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发展方式的国家,柬埔寨、越南、毛里求斯都是这样。

  所以对经济学家有什么启示?我们经常把目标和手段搞错,我们当然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跟上发达国家。但是,过去在理论上基本上多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

  刚才郑永年教授肯定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它与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以自己为参照系,先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东西把事情做好,然后在市场经济当中依靠有为政府的作用,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如果能这样,我想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实现他们想追求的目标,取得经济连续几十年的8%到10%的增长,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

  谢谢!

相关文章

Leave a Comment.